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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9 16:5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打印

(原标题:金宇澄新书《回望》选文:一切已归平静)

【编者按】小说《繁花》出版并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掌上六合报码APP,作家金宇澄发表的几篇作品都跟自己的父辈有关。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回望》中,金宇澄通过不同的叙述方式,讲述了父辈的故事。本文《一切已归于平静》是《回望》的第一章,最早发表于《生活月刊》,在这篇文章掌上六合报码APP中,读者才了解到作家金宇澄的父亲曾经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中共情报人员,而这批“老革命”在1949年后的经历让人唏嘘。金宇澄母亲说,我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了一个边沿和四脚透雕梅花的旧圆桌、一个旧柚木小圆台,请店家刨平了台面,上漆,木纹掌上六合报码APP很漂亮。梅花桌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抄走,柚木圆台一直在家,现放着我的笔记本电脑。一九九〇年,父亲在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掌上六合报码APP色的桌子。店老板一般很“识相”,注重来客年龄、打扮、神色,不讲话。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一定是日本租界的东西。”他对母亲说。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1950年10月,金宇澄父母留影于外滩黄浦江船中,也在此时,组织上批准他们结婚。他曾是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常年西装革履,也经常身无分文,为失业苦恼。“穿不起西装,总要有七八套不过时的,配背心、皮鞋,秋大衣不可以冬天穿,弄得不好,过去就叫洋装瘪三。”他不许我吃日本料理,每提起深恶痛绝,“日本饭是最坏的东西”。或许,那是我母亲讲的,五十年前,他误将盘子里的生猪血当作番茄酱的原因。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近北四川路桥堍,“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位于大桥公寓,据说一九四二年李白被捕也关押于此),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近况,本埠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质,“堂兄”已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日占时期,这座“远东第一大狱”仍以设计精良著称,整幢建筑通风通声,稍有异常响动,几层楼都听得清。新犯进门循照英制,三九寒天一样脱尽衣服,兜头一桶臭药水消毒。糙米饭改成日式分量,每餐一小碗。囚徒必做一种日式体操,平时在监室里趺跏一样静坐,不可活动。四周极为静寂,只有狱警在走廊里反复来回的脚步声,钟摆一样的规则。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铁栅,歌词为俄文:,,,(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船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极敏感时期,这位年轻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产生难言的感受。次年,他被解至上海南市监狱(即南车站路看守所)。一年后,解至杭州监狱。两地都属汪伪管辖,等于嘈杂的菜市场,杭州监狱更甚,克扣口粮,犯人已到食不果腹的境地,必须依靠亲友接济度日。监室走廊里,每天摆有外来的馄饨担,也卖小笼、春卷、蛋炒饭、大肉面以及“包饭作”摊档,收受各类钞票或细软,付了账,或一个银假牙,小贩递进铁窗一碗三鲜面、“片儿川”或几个菜肉包,狱卒听之任之。一人在牢里吃,四面是饥肠辘辘的饿眼,几乎每天都有饿尸被附近的庙祝抬出去。记得一个身披獭皮大衣的北方人,趾高气扬进监,出手阔绰,常常拿出钞票和首饰,从外面大馆子里叫菜,叫热毛巾揩面,终因缺少社会资助,懂得讨价还价,然后铢锱必较,数零钱吃馄饨面,吃廉价盖浇饭,最后无钱可拿,一件一件剥下衣衫以得充饥,没有接济,坐吃山空,最终饥寒而亡,死时蓬头垢面,仅穿了一套底衫裤,如缩毙街头的乞丐。附近监室,囚禁不少身份复杂的英、美籍男女,基本失去西人风度,洋装和绒线衣每个缝隙里,蠕动着密密麻麻的虱子,除了被押走几个之外,不久都饿死了,没人管。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地地斯咖啡馆(DDS),以及三官堂桥的棚户里等他。金宇澄父亲1943-1944年在南市监狱、杭州监狱给友人的信,涉及内容多是“饥寒交迫”。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夜。一群青年人开怀痛饮,在路上漫无目的闲逛,高声谈笑,无所顾忌。陶醉中走近西区,已是子夜了,只见附近绿树丛中某一幢大洋房,通体灯光雪亮,门窗大开,顿悟这是某大汉奸的宅第,于是大摇大摆推开铸铁院门,进入这所大房子。满地狼籍,宅主显然已逃匿,猫狗全无踪影,凌乱的大菜间里有几箱洋酒,众人打开箱盖,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灯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上铺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衷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父亲说,静安寺以西,也即“大西路”的“美丽园”,“沦陷”时期是汪伪要人最有名的“汉奸窝”,现只有上年纪的“老上海”才知道了。父亲的两个大书橱,装有不少共产国际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包括《九评》等等多本政论剪报,不少的线装本旧诗。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是母亲买的,与之相配是父亲的《饿乡纪程》、蓝丝绒面《海上述林》。他的阅读兴趣一直与时代同步,1940年代有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1950年代除了《静静的顿河》,还包括《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苏式主旋律小说。他钟爱和敬佩俄国画家列宾的作品,有多本中译苏联美术评论,对苏联文化完全接受,包括苏联大马戏团、钢琴家和乌兰诺娃来沪演出,他都清晰地记得,并保存那些并不显眼的节目单。“文革”初期,他裁开两大张红纸,大字书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贴在两扇玻璃门上,以示对运动的理解。没半个月,这几扇门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打开,搬走大部分闲书、日记、相册,包括一对威基伍德洋青花瓷盘,一座铸铁少年像(记得背面常附有同色的蟑螂卵),一尊据说是真正宣德炉,等等,留下的也就是已经泛黄的共产国际理论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九评》等多本政论剪报,初版红布封套《鲁迅全集》。一九七八年运动结束,开始“落实政策”,我父母的日记及几大册照相簿都已发还,盘子和零星器物自然不知去向。某一日,父亲接到通知,请他携带当年具结的被抄清单,去上海龙华机场认领图书。我和父亲兴冲冲赶到那个巨大的飞机库,发现库内是一个装满旧书破纸的超大堆栈,人头攒动,尘灰飞扬。无数的人,无数双手,在无数的书册中翻寻,空气中充满浓重的旧纸霉味。他立刻明白,此番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书了,找不到他喜欢的一巨册铜版纸《浮士德百卅图》。四周都是书主,人头攒动,满眼旧书,曾经被一本一本从全市各个私人书橱里取出、装入黄鱼车或汽车,敲锣打鼓汇集到这个杂乱高广的所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图书与主人间的联系,早就被彻底割断了,每一个来者,此刻都念想着过去,眼前这座大库也确实盛满了过去,但只是一种复杂的堆叠,纠缠着深不见底的破碎记忆,每人要找的每一页字纸,已熬煮于目眩神乱的这个旋涡之中,必与主人无缘。每一位来者,虽已被告知,可按照当年的单据取回同等数量的书册,但现场充满了无尽的焦虑与绝望,大家都流着汗,手眼所到之处,只是无数非常陌生的他人的物品,普遍心情不佳。记得那天,父亲与一小青年争了几句,对方应该就是失主代表或家属了,却不明白也不爱惜这些旧物,一路乱扯乱翻,随手把一函一函整套的线装书拆散,东拿几本,西挑几本。父亲拉住小青年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拿回去也没有用。对方大声回答:这是我个人自由!现在谁怕谁啊!明显是个受害者,倒蛮有当年害他长辈的这种作风!父亲事后说。失去了预期的喜悦,他意兴阑珊,没有取回超过原值的书,包括那些他清楚的贵重版本,心情低落。此次从飞机库带回的大多是便宜读物,即使这样,以后细翻这几大捆旧册,窥见零星的藏书印、私人笔迹、剪报,甚至某一页夹有的一丝头发,都令他不安。其中一本《给初学画者的信》(苏联赫拉帕科夫斯基著,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盖“墨海”双框白文印,扉页上是主人匆匆的钢笔字:支援官亭抗旱归来路过书店,见而购之。王坚强65.3补记没有此人更多的信息。王坚强,这个人在还是死了?父亲说。三十年前红纸墨笔的领袖语录,早已经不知去向,书橱中缺失不少内容,增加了《盐铁论》等“文革”重版“儒法斗争”读本。当年打扫厕所的无数个夜晚,他是在静读这一类新版古籍中度过的。到一九八二年,整叠读书笔记被他包了牛皮纸,贴一标签“《扫闲堂笔记》”束之高阁。以后,橱里摆有他和我母亲从西安、昆明、桂林带回的小纪念品,我曾给他一块火山石,他也贴一小纸“1988.8.1,长白山”(我登山之日),放在一起。橱里一直摆有他和我母亲的合影。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其实在拍摄此照的岁月里,父亲奉命回苏北根据地接受审查,母亲在复旦上大二,不知听了哪个同学的话,想去北方革命,她的资本家哥哥大惊失色,赶到北火车站,将她从即刻开动的火车上拖回来,关在家里一个月。1947年4月7日,父亲(二十八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二十岁,复旦中文系大二)在太湖留影。如今,一切都归于平静了,他们都戴老花镜,银发满头。寒冷的雨雪即将来临之时,父亲辗转不能入眠,狱中旧伤仍然隐隐作痛;母亲一直是热心的报刊读者和离休组织开会对象。他们身体还算硬朗,没有和孩子住在一起。有一天早晨,父亲摘了菜,喝了一杯茶,后来对母亲说,今天不吃菜了。母亲没听清,去到厨房后发现,父亲已把豌豆苗装到黑袋子中,丢进了十二层的垃圾通道,无法找回,摘剩的枝梗盛在塑料篮子中……母亲说不出话来,把那些枝梗装入黑塑料袋,扔进十二层的垃圾通道。第二天,她给每个亲友打电话,提到父亲这个过失,可惜那些青翠的豌豆苗。她大声诉说这事,使听者都有所触动。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一年,父亲突然被告知去京开会,实质是坐汽车在市区转了好长一段路,被禁闭在一幢不知名小楼里。周围有多幢这类小楼,属于本系统的人员,因某件大案的株连,每个“有问题”者被独拘一座小楼,书面交代问题,每周允许与家人通信一次,也就是写一页无信封的内文。父亲一直不知道这小楼的位置,其实是在附近淮海中路1273弄的“新康花园”,距长乐路我家只两站路。我母亲也全然相信他去北京“长期学习”,离开了上海。几个月后,父亲在一回信里提到“昨晚大雨,响雷”。细看这一句,母亲忽然意识到,他肯定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记得那一晚沪上大雨,空中响彻巨大的雷声,但她不能在回信里提出疑问。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他每天独坐,默写那些写不完的交代材料。有一天听见窗外有小贩叫卖面包(当时有这类小贩)的吆喝声,是他十分熟悉的一种声调……他终于想起来,以前在家里多次听到这种声响,耳熟能详,“卖面包,罗宋面包,豆沙面包……”离家半年他才明白,这座小楼与自己的家,都属于小贩游街串巷的同一个活动半径,亲切的嗓音,经过小楼旁草坪和宁静的梧桐,一直曲折游荡,就可以返回自己熟悉的家,让他忽然明白,也只有小贩们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父亲离休后的第二年,见到了情报系统的老上级。一九四九年后,这位老人即被禁锢于江西某农场,直到1980年代平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忽然转身成为一个享受相当级别待遇的老干部,却没有任何同事和朋友,有时被司机送到一个重要会场去,发现谁也不认识,只能回来。父亲说,他同老人晤面那天,颇有一九四九年前的接头色彩,两人坐在静安公园一个茶室,凑得很近,压低声音说话。父亲说,老人轻声讲话的方式和语言,仍然是解放前的那一套,完全没受过解放后的政治教育和学习,甚至夹杂了江西老农的词汇。在“白区工作”的岁月里,老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是父亲崇拜的领导人之一,广交三教九流朋友,面对双重或三重间谍(情报如生意,做“赤俄”“白俄”情报、轴心国情报、国共两党情报)游刃有余,精通几国语言,衣着考究,用古董锡兰银烟盒、海泡石烟斗,喝咖啡、下午茶,每夜收听同盟国新闻短波,密切关注时局。但如今一切都变了。老人从尘封几十年的箱笼里,取出陈旧的英国斜纹呢大氅,压满皱褶的呢帽,手中的“司的克”(手杖)早已不见,改为他儿子在四川买的竹杖,时常恍恍惚惚,自以为还是在一九四八或一九五〇年,他只在清醒时唠叨说,现在一切都好了,只是没朋友,没有事做。父亲说,他要做的事,四十年前已做完了。那段时期每隔一天,父亲会收到一张双面蝇头小字的明信片,他必也密密写满了一张,翌日回寄对方。这是南京老友寄来的文字,南京明信片为竖写中式,父亲是西式横写,一来一往,不亦乐乎。当年这位老朋友搭救他出狱,一九四九年直至“文革”疏于往来,后不知怎么接上了联系,双方相互在信里做旧诗,讲无数旧话。这种赤裸的文字卡片,在小辈眼里是过时和怪异的。几年之后,老友去世。明信片无法收寄,父亲失去了观看蝇头手书的乐趣,出门的次数更少了,手头有一部缩字本的《廿四史》,他每天用放大镜看这些细小的印刷体。在老境中,友人终将一一离去,各奔归途。他们密切交往的过程,会结束在双方无法走动、依赖信件或互通电话时期,然后是勉强的一次或几次探病,最终面临讣告,对方也就化为一则不再使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死者的模样仍然是在的,在活者的脑中徘徊,却不再有新的话题,只无言注视前方,逐渐黯淡。这种化分之后的形象,终也有一天,连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以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全书最末附作者手绘的上海地图某一年冬季,父亲见到了一位不速之客,当年某同学的小儿子。同学于一九六六年死于非命,如今见了晚辈,父亲非常喜悦。客人是外地中学教员,瘦弱,中等身材,衣着朴素,典型白面书生,因为来沪出差,萌生了探望前辈的想法,带来一本回忆集,收有我父亲的文章,父亲住址,是他按书中介绍的作者单位打听来的,很不容易。我父母都很高兴,招待这位远方的“外侄”。年轻人儒雅有礼,话音不高,母亲听不太清楚,只是对我说,父亲那天饮了不少酒,讲了不少有关过去的那种动情的话,从没见他这么高兴和激动过。父亲觉得,这是一位非常了解长辈历史的青年,观点很有见地,做中学教师有点委屈了。来客供职的中学,在某省某镇,抓教育不力,教师发不出多少工资,这次他来上海,担负了联系“希望工程”的任务。父亲立刻答应想办法,写了几个地址和单位电话号码,凭此可以去找一些人,相信是有用的。就这样,两代人紧密联系在一次午饭中。下午四时,客人告辞,我父母坚持送至楼下,一再嘱咐这位青年,有暇一定再来坐,希望还能见面。三天后,父亲接到一老朋友电话,说家中也接待了这样一位外地青年教员,对老一辈人的往事,来人极其熟悉。父亲哑然,之后整个下午,他按那天给出的地址,一个一个通电话,对方均表示没见过这个小镇教员,更无人联系“希望工程”之事。这位儒雅的白面书生,去到哪里了?事后我母亲说,那天临走时,年轻人说回乡没有车资,父亲给了他一笔钱。这事渐渐使我们不安。我大哥希望,父母到外地休养一段日子,或考虑就此和儿子住,至少不会再冒冒失失,把一个陌生人接到家里来。钱是小事,出其他问题就麻烦了,你们都不能出事。是否要报案?请派出所分析一下?父亲那天开出的电话和地址,也要赶紧一一通知到对方。父亲那天没说什么话,大家都呆呆地看着他,等他说话,提供什么线索。“这年轻人还不错,也许是缺钱。”父亲最后说。他的判断或许是对的,直到今天,再也没有新事发生。只是从此后,他再不提这件往事了,再不提这个青年。在晚饭前的那段平静黄昏中,父亲开了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用放大镜看那些小字。他已经八十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原标题:金宇澄新书《回望》选文:一切已归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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